很多人都知道诗仙李白爱寻仙问道，却可能不知道这位“谪仙人”，曾是位“茅山道士”；很多人津津乐道《西游记》中神通广大的各路神仙，却不一定知道这些神仙，可能是茅山道士重新整理并排定座次后，才决出法力高下的；很多人知道已故香港演员林正英最经典的角色是以“九叔”为代表的茅山道士，却不一定知道茅山在哪里；很多人都知道屠呦呦是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却未必知道，她成功提取青蒿素治疗疟疾，曾受一位茅山道士著作的启迪……
江南多圣地。位于江苏镇江句容市和常州金坛市交界处的茅山，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茅山道教文化遗存主要在句容境内，被誉为道教“第八洞天，第一福地”。
暑期热映的动画影片《长安三万里》，再次唤起人们对盛唐的追忆，而追忆的重要媒介，就是李白等伟大诗人流芳百世的诗篇。影院里不时有小朋友大声跟诵唐诗，便是例证。
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之所以可成为世人眼中那个骨骼清奇带有仙气的诗人，与道教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他一直倾心于游仙访道。他曾在《感兴八首》一诗中坦言：“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
道教与道家思想在唐朝非常兴盛。唐朝建立之初，追认道家始祖老子李耳为李唐宗室的祖先，将道教定为“国教”。李氏王朝尊崇茅山宗，在唐玄宗时期达到顶峰，三山五岳遍布茅山上清派传人，豪门公卿、文人学士也深受影响。茅山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就时常被礼请入京，或问道，或建醮，备受皇室礼遇。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首《渡荆门送别》，正是年轻的李白离开四川时所作。行至江陵时，偶遇年长他62岁的司马承祯。
二人虽然年龄大小差距巨大，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司马承祯连连称赞李白有“仙根”，并邀其一同修道……李白诗兴大发，出口就是《大鹏遇希有鸟赋》，将自己比作志向远大的大鹏，将司马承祯比作昆仑山上的希有鸟，一起俯瞰凡间的燕雀。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为方便随时召见、请教，唐玄宗命司马承祯在王屋山选地修建道观，始名“阳台观”。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又结识了与司马承祯同修于茅山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门下的吴筠。吴筠同样深得玄宗器重，新旧唐书的《李白传》中说，李白由吴筠推荐进京，两人“俱待诏翰林”。
隐居王屋山的司马承祯因为修仙奉道声名大噪。但当李白再次来到王屋山阳台观，想见一见这位老朋友时，却被告知道长已经驾鹤西去。
李白感慨万千，作《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这也是李白留在世间的唯一真迹，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句容市道教协会会长杨世华说，李白不仅与几位茅山道长有缘，还是一位茅山道士，正式在茅山受过法箓。“受法箓，类似于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李白终身学道，孜孜不倦炼丹、受箓，甚至“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在他求仙问道的生涯中，结交了很多道友，除了司马承祯、吴筠、贺知章，还有元丹丘、胡等人，他们都是茅山上清派的宗师或传人。这些道友，频频出现在李白的诗作之中，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属《将进酒》中的元丹丘。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李白和杜甫被誉为盛唐诗歌的“双子星座”，年长的李白成名在前，同为道友的杜甫对李白敬仰有加，一生涉及李白的诗歌，多达15首。在一首《赠李白》的诗中，杜甫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这几乎是杜甫为李白刻画的一幅肖像——怀才不遇、求仙问道、狂歌度日、潇洒不羁。“未就丹砂愧葛洪”，或是当时李杜二人共同的心声。修道炼丹，又怎么能绕得开葛洪？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早年曾在茅山抱朴峰修炼，所著《抱朴子》继承和发展了东汉以来的炼丹术，为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葛洪还撰有医学著作《玉函方》一百卷（已佚），《肘后备急方》（意思是放在手肘衣袖里面，随便什么时间都能拿出来使用的救急简易手册）三卷，内容有各科医学知识，其中有世界上最早治疗天花等病的记载，也包括青蒿汁的提取方法。
青蒿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药用历史，用青蒿治疗疟疾就是古人总结的宝贵经验，最早就能追溯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其中记录的关于青蒿汁的提取方法，为后人提供了灵感。
屠呦呦是第一位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她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5年10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该药品可以大大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但青蒿素的发现，颇费周折。
1969年1月，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抗疟药研究任务，组建科研团队，由屠呦呦担任组长，收集和解析中医药防治疟疾的信息，不断进行中药实验筛选，研发抗疟中药。
1969年2月至4月，屠呦呦团队系统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和访问名老中医，编写出640种方药为主的《疟疾单秘验方集》，作为研究工作的依据，并油印成册转赠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共同发掘。
团队历经380多次失败，利用现代医学和办法来进行分析研究、不断改进提取方法。屠呦呦重温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未提及煎煮，意识到提取过程需避免高温，由此取得了青蒿抗疟筛选的突破，也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一步。
为纪念葛洪，突出历史背景和文化主题，提升城市品位，句容市2002年3月将华阳公园更名为葛仙湖公园，异地复建大圣塔、葛仙观等古建筑。葛仙湖的功能由天然蓄水溉田的水库转变为集行洪、排涝、景观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休闲娱乐观光湖。
在葛仙湖公园西北侧，新建一座葛洪纪念馆，馆名即由屠呦呦题写。纪念馆三楼的玻璃柜中，陈列着一本屠呦呦亲笔签名的《青蒿抗疟研究》（1971-1978）。这本书，由葛洪研究会会长胡晓峰转赠而来。屠呦呦在封面上写道：“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给青蒿素的发现带来启迪和灵感。”
葛洪除了道教理论、炼丹术以及医药学之外，还整理出一部古代中国志怪小说集《神仙传》，收录了中国古代传说中92位仙人的事迹，如今一些成语和神话人物即源于此。比如，成语“沧海桑田”，即出自《神仙传·麻姑》。
陶弘景，南朝士族出身。南齐永明十年（492年），他辞去朝廷食禄，隐居句容句曲山（即句容茅山），传上清大洞经箓，开道教茅山宗。
与那些隐居终南山随时准备复出的人不同，隐居茅山的陶弘景可算是位真正的隐士。梁武帝萧衍即位后，多次派人礼聘陶弘景，希望他出山辅佐自己，均被婉拒。陶弘景还特意作了一幅画，画中有两头牛，一头套着金笼头，被人牵引着行走；另一头散养于茂密的草野中，显得悠闲自在。
梁武帝读画后，明白了陶弘景的真实心愿，不再强其所难，只好不断派人入山问政。《南史·陶弘景传》有记载：“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有人推测，热播剧《琅琊榜》中“梅长苏”的原型，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陶弘景。
陶弘景隐居茅山45年，潜心修道之余，还为后人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神仙体系。据传，陶弘景10岁便看葛洪的《神仙传》。在陶弘景之前，已然浮现不少神仙传记，如《列仙传》《神仙传》等，记述神仙和他们所居住的仙山圣境。但这些神仙既多也杂，互不相属，不能构成一个有序的神仙世界，让信徒无所适从。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陶弘景编写了《真灵位业图》，把人间诸如君尊臣卑，夫尊子卑，夫尊妻卑等门阀士族等级制度引入神仙世界，将道教信仰体系内的天神、地祇、人鬼、诸仙等庞大群体，用七个等级组织排列起来，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神团体系。
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各路神仙比拼的不是力气和武功，而是法术和法器。说直白点，比拼的就是神仙等级。等级越高，法力越强大，法器也就更厉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降维打击。
至今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在争论《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吴承恩还是李春芳，这是关涉哪里可为“圣地”的重要的条件。吴承恩是淮安人，李春芳则是寄籍兴化的句容人。最早版本的明代《西游记》没有具体明确作者，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李春芳，明朝内阁首辅，早年在句容城区崇明寺藏经院内月潭僧房读书，晚年隐居茅山，在茅山建玉皇阁，自号“华阳洞天主人”。相传西汉时茅盈、茅固、茅衷兄弟三人，与后来的陶弘景等人，均在华阳洞隐居修炼过。道教中的“第八洞天”，也是源自华阳洞。
茅山最高海拔只有372.5米，与其他名山相比，很是微不足道。站在茅山顶峰的“九霄万福宫”，能看见山下的村落、街巷。这个高度，可以俯视众生，看得见人间烟火，听得到民间疾苦。茅山的高度，让隐居修道之人出世入世都很方便，就看能否修炼成高深道行，有无为世人降妖伏魔之心。
抛开谁是“华阳洞天主人”之争，西游记中的各路神仙，并没脱离陶弘景编撰的神仙体系，哪个神仙更厉害？在这体系中已有界定。有所参照，才能煞有其事、自圆其说，才会让人将信将疑。这或许是茅山道士对《西游记》等神怪小说最大的贡献。
凭借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的形象，全真教名扬天下；影视演员林正英出演的“九叔”等角色，茅山道士形象深入人心。这两个人物，代表的恰是道教中的两大派别。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由汉朝末年张道陵所创立，已经存在2000多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道教创立以后，几经浮沉，一直尊奉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为祖师，尊其为“太上老君”。
一个宗教的兴衰，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喜好相关。先吴文化博物馆馆长翟忠华说，自南北朝以始，形成世袭的特权阶层总希望长生不老，即使不能永生，也想长寿。道教为适应他们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需求，向他们推广养生、服食、炼丹等修道内容，得到上层贵族特权阶层的信奉和支持。南朝时期的达官显贵纷纷拜于陶弘景门下，世人皆称其为“山中宰相”，就是一个例证。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李氏家族为了巩固政权，宣布自己是道教祖师老子李耳的后代。因为皇帝的重视，茅山道士司马承祯和吴筠才可能接近皇室，才有机会向皇室推荐李白。
据元朝刘大彬编纂的《茅山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记载，元朝帝王多次在茅山进行崇道活动。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元室封38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也就是说，在皇室的干预下，原并行于江南的上清、天师、灵宝等道派逐渐合流，归并于以符箓为主的正一派。从此以后，茅山成为以正一为主的道场，但各派别还是按各自传承延续道脉。
全真派是后期道教最大的派别之一，其创始人是王重阳。翟忠华说，元朝以来，全真派与正一派一起延续至今——北方以全真派为主，南方以正一派为主。全真派以清修苦修、独身素食、蓄发练武为主要特征，更多强调个人修为。正一派则以降神驱鬼、祈福禳灾的符箓活动为主，经常要与民众互动。
“茅山道士的形象，在历史上并不完全一样。”杨世华说，自从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后，道士就是要为百姓“捉鬼降妖”。李唐王朝奉老子李耳为祖先，道教上升为国教，道士更注重个人修为，追求仙风道骨。明朝时期，茅山道教开始衰微，清朝皇帝最初信奉萨满教，最后多信仰佛教的分支教，茅山道教地位日趋下降。
因为统治者的冷落，道教只好将目光转向社会下层，迅速走向世俗化和大众化。明清时期的道士，已经没办法继续隐居深山、超然世外，他们不得不移驾就屈，深入民间，通过画符念咒、驱魔降妖、祈福禳灾等道教人员的传统技能来获取财物，勉强度日。因此，很多明清笔记小说中的茅山道士形象，并不高大。
香港演员林正英因出演“九叔”一角而走红，他在影视剧中出演的道士会用茅山术驱邪避鬼，的确是明清两朝茅山道士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仅70后80后耳熟能详，连很多00后，也印象深刻。
对于这颇为尴尬的“形象代言人”，茅山景区讲解员戴左香直言：“我不喜欢‘九叔’的形象，但很多人的确是通过林正英，才知道茅山的。”
茅山，地处风光秀丽的江南平原，并不高耸的山峰，分流江南两个水系——东侧之水，流入太湖流域；西侧之水，汇入秦淮水系。辖区面积126平方公里，营造了一个空气清新、植被丰茂、生态优美的胜境。
据《茅山志》前言所述，茅山，古称句曲山，古来就有隐居修道的传统。特别是西汉景帝时，陕西咸阳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在此修行成道，道门内因三人之仙职分别为司命真君、定录真君、保命真君，故又合称“三茅真君”。后人为纪念三茅真君，便改句曲山为茅山。
如今的茅山，已是国家5A级景区，不仅因茅山道教成为传统的“第八洞天，第一福地”，还因陈毅率军进驻成为著名的六大山地抗日根据地之一。但我多次走访茅山，却只能是走马观花，因为很少有地方能让游客停下来，更别说沉思、冥想。
大茅峰北侧的仙人洞，全长200多米，洞有三层，层层相通。洞中流水潺潺，怪石嶙峋，石笋、石柱、石花四周环绕，是讲故事的好场所。
从仙人洞出来，拾级而上，看到一幅经历风雨略显陈旧的道旗，上书“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上的这句话，似乎有点为茅山开脱——利万物而不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