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我国民间传统文明的手刺。其源于唐，兴于宋，止于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具有极端严重位置的教育组织形式。据《镇江文明丛书》中“镇江史要”记载：“书院开端为唐时保藏、校勘经籍的皇家图书馆，兼有侍讲效果。至宋代，书院渐演变为讲学习修的教育场所”。书院是古代读书人的家乡，它造就了与众不同、独立思考、“先全国之忧而忧，后全国之乐而乐”的士人性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北宋初期，太祖以文人治国，开科取士，可是时局方定，百废待兴，官学不振。当政者无心文教，只牵强保持了国子监和太学，而各府县的办学已不可以满意社会学子肄业研修的需求。所以一些有职责感的士人沿用前人的做法，聚书山林、建院讲学，自觉承担起培育人才、开展教育的职责，弥补了官学的缺乏。加之北宋末年建炎南渡后，理学在南边开端锋芒毕露，理学大师们纷繁以书院为阵地，经过讲学来宣扬自己的治学理念和学术建议。因为书院的教育质量优于官学，肄业子弟投靠书院者很多。因此，江苏当地府、县的一个个书院，成为传达治学思维及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为教书育人、培育人才，起到了积极效果。

　　茅山书院建立于北宋仁宗初年，由当地处士侯遗所建，院址在句容茅山管委会大茅峰的西北处，侯氏自筹经费在此授徒讲学十余年。清徐松撰写《宋会要辑稿崇儒》记载：“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五月，知江宁府光禄卿王随言处士侯遗于茅山营葺书院，教授生徒，积十余年，自营粮食。望于茅山斋粮剩数就庄田内量给三顷充书院赡用。从之。”此段皇朝编录史料录于王随奏折内容，清《乾隆句容县志》也有专门的记载。北宋名相、时任江宁知府的王随奏请朝廷，获赐“院田”，书院办学经费得到大大改进，书院规划逐步扩展，办学声名也随之远播，成为北宋“六大书院”之一；时至南宋，又被闻名诗人、参知政事范成大列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

　　这是一家典型的私立书院，侯遗困难办学，锲而不舍；恪尽职守，以苦为乐。清《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记载侯遗诗《茅山书院》：“精舍依岩壑，惨淡自卜居。山花红踯躅，庭树绿栟榈。荷锸朝芸陇，分灯夜读书。浮云苍狗幻，一笑不关余。”从诗中不难读出，侯遗心志笃沉，悉心办学，把书院办理得适当完善。尽管白日劳动夜晚读书十分辛劳，而精力上却漠然自如、超凡脱俗。

　　侯遗逝后生徒散尽，书院废弛，校舍学田渐为茅山崇禧观所占用。南宋后期，茅山道士因事有田产被官府没收。金坛知县孙子秀奉总领兼镇江太守王埜之命，寻访书院故址并加以修葺，将没收田产作为书院经费来历。南宋末，书院迁至金坛县五里的顾龙山麓，仍称茅山书院，一时成为全县的最高学府所在地。延至元时，该书院尚有屋舍27间，院内还建有先圣庙、先贤祠、明诚堂等首要修建，茅山书院先后断续存世达240多年之久。

　　茅山书院兴替更迭，白云苍狗，存世时刻只要240余年，但在其昌盛时期则是规划宏大、全国闻名遐迩的书院。茅山书院未能像白鹿、岳麓、石鼓等书院那样群星灿烂、人才济济，学术界也未呈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盛况，为安在我国书院史上有其共同的前史位置？

　　一则是其创建时刻较早、开创含义深远。江苏省在宋代兴办的书院总共有19所，其间北宋只要茅山书院一所，为江苏境内最早的一家书院。学界向来有“四大书院”“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这些书院既是当地的特征文明符号，也是我国前史上的“文明圣殿”。范成大在我国前史上榜首个提出“四大书院”的说法，他把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即茅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并称为全国四大书院。（不久后，理学家吕祖谦也提出了“四书院”的称号，可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北宋时期还有“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六大书院”包含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民国时期盛朗西、陈登原《我国书院准则》有记载。“八大书院”包含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此说由南宋诗人范成大提出，民国陈登原《国史旧闻》有记载。近代闻名文明学者柳诒徵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尽管对茅山书院点评不多，但仍是首列其名，杰出其开创位置与发端含义。

　　二则其是首个遭到国家层面经济支撑的书院而载入书院史。茅山书院本是不列入国家学制的一种教育学习办理机关，而侯遗励精图治，苦心经营，长时间为学生供给食宿的做法，终究得到政府支撑并在后世构成学田准则，使它成为书院史上榜首个得到国家层面认可和经费支撑的办学组织。茅山书院式赐田待遇，有助于师生脱节经济方面的困扰，书院办学条件得到必定的改进，致其声名远扬。

　　宋仁宗为代表的北宋政府为茅山书院赐田之事，在尔后不断被提及并援引。各地书院也期望得到仿效，以便为当地教育带来经济上的实践协助。在方志记载中，如山西高平、河北雄州、湖南靖州、安徽定远等许多州县，都对茅山书院赐田之事有所援引。在太宗和平兴国二年（977年）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的60多年时刻内，朝廷连续不断地经过赐田、赐额、赐书、召见山长（校长）、封官嘉奖等一系列办法对书院加以表扬，造就了“四大书院”等一批具有想象力的书院。

　　因为书院教育遭到了官方的支撑和赞助，因此起到了替代和弥补官学的及其重要的效果。茅山书院取得“赐田”，表现了其时官方对民办教育的敞开与鼓舞情绪，所构成的准则对后世影响很大。正因为茅山书院的示范效果，使其一度成为与白鹿、岳麓等书院混为一谈的书院。

　　更难能可贵的是，茅山书院的兴办者秉承了千百年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的执着寻求。

　　茅山自古是道教名山，为上清派发源地，有“第八洞天，榜首福地”之美誉。《南史》记载南北朝时，梁武帝同隐居茅山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书问不停，冠盖相望”。唐宋两代，茅山道教进入鼎盛时期，高道辈出，朝廷信崇。唐朝奉道教为国教，茅山宗师也备受宋朝皇室宠遇。据《上海道教》杂志“上清论坛”谈论：“从公元3世纪到12世纪的我国道教史，便是围绕着茅山道教打开的。”

　　而茅山书院正兴办于这仙气飘飘的道教圣地山脚下，这需求多么的胆魄与执念！书院是儒家的道场，承载读书人的人文思维与社会职责。“为六合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和平”既是宋儒的巨大志向，也是书院兴办者的情怀和寻求。从宋代开端，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讨和解说理学的场所，“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理学大师们的作品、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理学名师登上学术舞台后，愈加注重教育和人才的培育，遍及借用书院进行教育。宋理宗（1224一1264）今后，理学被定为仅有的正统学说，遭到统治者竭力推重，书院逐步被纳入官学体系，宋代书院教育由此进入极盛时期。历代名宿大儒、文坛领袖无不坚守着几千年来的文明崇奉，茅山处士侯遗在道教圣地开坛授课，展示了儒者悉心向学、矢志不渝的情怀，静静传承着绵绵不停的文脉。

　　风趣的是，宋代句容老乡、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的巫伋深受本乡先贤侯遗精诚办学、精心育才的精力感染，曾以无比敬仰的心境观赏书院。巫伋生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卒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作为横跨两个年代的人，他凭吊前贤，怜惜两宋以来帝王沉浸道术，期望尊扬儒家理学，抢救世风民意。

　　巫伋拜谒完侯遗像后，感慨万千，写下五律《茅山书院谒侯处士像》：“斋粮资讲舍，遗像拜山中。不尚神仙术，特存儒者风。文雅真未丧，吾道岂终穷？为忆皋比拥，庭前古木丛。”经过此诗，既可看出侯遗的山人风格，其更讴歌侯遗不慕长命的神仙道术而寻求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的人生最高境地，逼真表达了自己“一笑不关余”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只读圣贤书”的坚定信念与奔放情怀。字字逼真，句句情深。从一个旁边面，佐证了侯遗兴办茅山书院的永存勋绩与含义。